弘扬“石油精神”凝聚改革发展强大动力
共同富裕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总之，我们已经构成了新能源生产、传输和应用的完美闭环，而且在每个体系里都有世界级公司，比如风光领域有隆基股份、金风科技，储能领域有宁德时代，电动车有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等。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要完善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要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性成本，为139万亿碳中和投资提供激励机制、引导功能、风险应对与稳定预期，需要满足严、准、活三个字，即政策要严，数据要准，市场要活。
同时配额的分配方式要实时增加拍卖比例，未来碳达峰之后可以考虑做总量减排。如果是200元/吨价格，那就可能达到450亿交易量。CORSIA的实施运行对CCER以及我国碳市场的影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国应做好碳市场相关改革工作，实现碳市场机制的国际接轨。因此，中国碳市场也需要制定配额限价的公开市场调控管理办法，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管理。当然，预测价格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有理所当然的现在，都是曾经看起来不可能的未来。运用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是金融发展的基本途径。
现实中，很多科技公司可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就某一具体领域而言，其资产占比、业务量占比、利润占比等指标却并不总是那么优秀。其三，就产品而言，现有的监管机制对于传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比较熟悉，但对于以数字形式、基于互联网所提供的数字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却难措手足，而金融科技平台机构的特点和优势恰恰体现在数字化上。其一，现行的监管框架是垂直化的，从中央到地方，机构层层设立，然而金融科技的基本特色是网络化、扁平化的，甚至是无中心的。无论怎样，对市场形成某种支配的状况一旦出现，便可能被人滥用，从而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结果。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显著成效表现在支付清算领域。之所以强调包容审慎和创新友好，是因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代表着金融的未来，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创新，必须以有利于金融科技发展为基本原则，因而就必须是包容的和创新友好型的。
如果说规模经济普遍存在，那么在平台上可能会达到某种极端状况，即平台有可能通过用户的多宿性、数据的可移植性和相互操作性，以及带来的交叉网络效应，产生马太效应、赢者通吃等现象，从而获取极端的规模收益。毋庸置疑，对长尾人群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是传统金融体制的短板。它能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过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四是交叉网络效应会带来极端的规模经济。
但是在金融科技领域，这些指标往往不那么奏效。这就产生了在经济学中被称作全额实时的交易场景，并通过反馈效应，极大地影响着供求关系，进而改变经济结构。应当看到，中国在移动支付、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区块链、数字货币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等领域有长足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了消费者的数字资源，以后中国要同国际社会建立联系，诸如无节制地使用消费者数字资产的现象必须施以约束和规范。这是因为，就财产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影响而言，一般中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其作为公司的属性更强一些。
假若如此，诸如公共选择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等，就必须被纳入视野，而这些因素在传统金融监管的框架里基本上都是不涉及的。对于那些纯粹经纪商型的平台，垄断现象或许不甚严重，而在那些垂直整合型的平台上，发生垄断的情形则比较普遍。
在发达经济体里，数字经济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特别是围绕消费者的数字产权问题，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二，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格局重在机构监管而非功能监管，而大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并不冠有金融字样，这使得它们很难被明确地归属于既有分类的某一金融系统，有的甚至连其作为金融机构的身份都较难被确认，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很难依循传统的监管系统对金融科技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更重要的是，在支付清算领域，我国跨越了传统发达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支票、信用卡等阶段，直接进入网上移动支付领域，并且展示了显著的优越性。平台型机构作为新生事物，是和企业、市场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财产组织形式。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认为：金融科技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行业归属不清，垄断行为便难以坐实，监管措施便不易施行。换言之，我们要的是好的监管和更有适应性的监管，而不单纯是严的监管和强的监管。新的判别标准，必须有助于准确识别此类情形。
其中，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进展尤其引人瞩目，数以千万计的小微企业由于得到金融科技的支持得以生存发展，对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保持相当高的就业规模功不可没。然而，在金融科技领域，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并不突出。
不妨以反垄断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所有这些对于监管当局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
不能忽视金融科技监管的特殊性，其特殊在于，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科技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出现平台垄断问题，进一步还可能导致消费者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摘要」运用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基本途径，中国的金融科技在支付清算、服务长尾客户、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助力全民抗疫等领域成效显著。
在整个抗疫期间，我国广大金融消费者仍能得到稳定的金融服务，对于降低疫情对小微企业、弱势群体乃至全社会的不利影响发挥了重大作用。截至2021年7月末，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超过7100亿元，不良贷款率整体可控。由于大规模降低了运营成本、无偿提供了接入便利、摒弃了抵押和担保的桎梏，简言之，通过为解除获客难和风控难这两大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大量不在传统金融业视野中的长尾人群有尊严地获得了应有的金融服务。第三，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要重新界定。
不仅如此，现有的监管体制机制也存在着不适应性。前已述及，金融科技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跨界，即对于多数金融科技公司和多数金融科技活动而言，事实上很难分辨清楚它们的归属领域。
最后，发展到今天，对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机构的监管已经不再纯粹是经济问题，它已经充分展现了其作为社会现象的属性。其次，通常使用市场份额占比、市场集中度等指标来判别垄断是否存在以及垄断的程度。
诸如P2P、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问题频出，都是由多种综合因素造成的。不仅如此，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健全，金融抑制依然存在，很多搭便车乃至非法的活动，都有可能借助金融科技的平台来进行，以至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亟需有关部门对之进行大力整顿。
但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一切。第六，高度重视保护消费者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金融科技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社会各个成员都主动参与金融活动之中，是万物互联人人金融。迄今为止，能够确定的金融科技机构无序发展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垄断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社会迫切需要提供无接触式的金融服务，而金融科技的赋能，有效满足了这一需求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10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4%。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全球垄断地位，掩盖国家信用风险，颠倒债务债权国的风险关系，把大量国际资本引入风险高度集中地区，使金融危机的防范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二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说。
——对国际资本以短期套利为目的的大规模流动进行监测预警和必要的限制。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